黄健

2013-10-17

——重读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

1784年秋天，从未走出哥尼斯贝格这个普鲁士边远城市的康德，回答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什么是启蒙？那时的康德或许并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东方也会有人读他的著作。但他肯定意识到，他并不是在回答一个哥尼斯贝格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康德的这篇短文——在康德众多晦涩而冗长的著作中，这是相对易读且简短的——时，反观现实社会，发现即使是现在，思考启蒙的问题仍是多么必要。

在文章一开篇康德就开门见山地说“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引用均来自此文，不再标注页码）。康德明确的指明了启蒙的问题在于从一个状态中走出来，而这个状态就是“受监护”的状态。康德带着责备的口气说，这状态是“咎由自取”的。诚然，因为在康德看来，这种状态并不是由于人本身缺乏理智思考的能力，而在于人缺乏勇气和决心来运用自己的理智。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康德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康德大声疾呼，“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康德把这当成了启蒙的格言。

康德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并发出这样的呼吁，显然不是头脑发热一时兴起而为之。这源于康德对理性本身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研究。康德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思考，终于写成了《纯粹理性批判》，对理性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康德的这一个批判中，康德对理性和人的思维进行了条分缕析。康德回答了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我们能够认识什么？康德虽然指出了物自体本身的不可知性，但是物自体之外的表象却是可以认识的，从理性的认识能力上讲这是可能的。虽然有人批评康德是不可知论，但康德至少明确了理性可以认识的空间仍然是广大的。因此，当一个人运用他的理智进行思考时，他是有极为广大的空间的。这种运用自我理智进行思考本身极为必要，原因在于理性的运用也是需要训练的。康德在对人的认识能力的研究中，虽然确立了理性的界限，但同时也指出了人理性地思维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然而现实却让康德有些失望，因为能够运用理性进行理智思考的人们，却陷入了一个“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更令人失望的是，这种“受监护”状态竟然是源于人们“缺乏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决心和勇气”。当刚从纯粹理性思辨的研究中走出来看看周围生活世界的康德来说，这是怎样一种失落感。人们居然不知道去运用自己身上就有的“天赐”的理智，而甘心于别人的指示和现实的成见。康德感叹这是“咎由自取”也就显得可以理解了。

对这样一种现实状态，康德显然是不满的，他指出问题的原因在于人们的“懒惰和怯懦”，而这给予了别人以自命为他人监护者的机会。对于现实，康德显然有些悲观，他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难以挣脱几乎已经成为其本性的受监护状态”。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无论是当时的普鲁士还是今天的中国，人们都习惯于被监护，甚至乐于被监护。倘若让人们自己去运用自己的理智来思考，多少人将会感到很不适应，甚至于发狂——原因在于他们早已经失去了运用自己理智思考的胆量。这将让他暴露在一个没有监护的现实中，那是多么没有安全感！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咎由自取的本性。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习惯如此的人尚且未意识到他们习惯如此。

但康德毕竟心存着希望，他批评了人们的怯懦之后，认为仍然存在着希望，那便是作为学者的人能够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而这将启发更多的人运用自己的理性。在人们获得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之前，只有少数人懂得运用自己的理性，但是他们中很多人却在此之后开始制造一种“成见”，这些成见形成一种近乎意识形态的东西，笼罩这因懒惰和怯懦而缺乏思考的一般群众，“成为无思想的广大群众的学步带”。显然，这造就了一些人的丰功伟绩和英雄事业，可广大群众却被置于桎梏之中，甚至他们乐于如此。

康德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运用理性需要的一种自由，“一种最无害的自由，亦即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这涉及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即理性在实际运用中必然会遇到的自由的问题。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言及这个问题，但那是在思维领域，在可能的领域，而非实践的领域、可为的领域。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是人的根本特性之一，它将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确立为独特的人。然而，在面对社会的现实时，即在实践的层面，康德遇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不能单纯以思辨地努力就能很好的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自由的运用人的理性以达到启蒙。康德从个人是否有理智、是否有勇气等问题上，走入了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中。

面对这个对启蒙充满了阻碍的现实社会，康德方案是将人的社会属性区分为至少两类，一类是作为一个在某种岗位或职位之上承担着责任的人——承担“义务”的人；一类是作为对任何问题都可以进行理性思考并可以公开发表见解的人——作为“学者”的人。面对启蒙的各种阻碍和问题，康德既然已经证明了人是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和认识世界的可能的，那么此后最为重要的问题便在于如何面对人的多重社会属性问题，因为它同样成为了人是否能够和是否敢于运用理性的另一个存在于人本身的障碍。康德毕竟是个国家的公民，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在承担国家义务和为社会负责的基础上，人当然应当克制理性，甚至“不能允许理性思考，而是必须服从”。这本身表明康德在公民义务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且坚定的，由此也就好理解当康德受到国王申斥的时候迅速作出保证的事情了。然而，康德又从另一面出击，他严肃地说“同一位公民如果作为学者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则他的行动并不违背一位公民的义务”。康德就这样，给刚刚做好的以义务为主体的“围城”开了大大的一扇门，通过这个门，围城里的人在尽义务之后，可以正当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公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正是通过这扇门，他似乎解决了人运用自己理性思考的自由的问题，其基本原则正符合了康德的国王所说的“理性思考吧，思考多少、思考什么都行；只是要服从！”

也许有人认为康德此举是一种屈服或者妥协，或者更认为他是在变相地为国王服务。然而，康德毕竟在他的角色之上作出了努力的论证，他至少确立了人具有“学者”角色这一个维度——换句话说，他认为人是可以自由运用理性思考并公开发表见解的，但这只在于他是以“学者”的角色出现的时候。或许这是康德的中庸之道，他在一个充满了各种阻碍自由运用理性以启蒙的社会里设置了一个相对的自由空间。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正好印证了康德在对纯粹理性的研究中所确定的界限，他在关于世界的思维中确立了理性的边界，而在关于理性运用的现实社会中确立了自由的边界，从这里开始康德也开始了对自由在现实社会中运用的哲学思考。几年后，《实践理性批判》的出版，标志着这初期关于自由和理性的实践问题的思考有个一个结果，康德最终还是捧着自由意志的圣物回到了现实中，而这个桥梁在《判断力批判》中得以架起来。

因此，康德思考启蒙所必须的理性的自由运用，思考自由运用理性以实践的问题，实际上是在他的整个哲学框架之中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康德还提出了一个历史的问题，即为启蒙而运用理性时面对的一个历史范畴中的问题——启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历史的发展负责。“一个人虽然能够对他个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在若干时间里，在他应该知道的东西上推迟启蒙；但放弃启蒙，无论是对他个人，甚或时对于后代，都叫做侵犯和践踏人神圣权利”。看！这是多么严肃的事情。启蒙，不仅是一个人自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人必须承担的一种责任，它是人神圣的权利，而人们可能因为自己缺乏勇气或者懒惰而迟缓甚至放弃启蒙，但这本身是在对历史犯罪，是对人神圣权利的侵害。康德以此为基础建构了启蒙的历史意义，并指出启蒙成为处于历史中的人不可避免的义务。启蒙对于人来说，不仅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更是一种必然的义务。康德确立了启蒙的必然性，从而也就指出了运用理性以启蒙的自由也成为一种必然。

毫无疑问，通过这样一种过渡，康德将启蒙上升为人类的必然之路，也就自然成为了一个世界性问题。既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一个我们人类都应当思考的问题，那么虽然处于今天的中国，思考这个问题仍然不失其重要意义。

启蒙，既是一个人的选择，同时也是一个人的责任，是历史和人类本身赋予了每个人的责任，用中国式语言来说，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使命。但面对这个使命的实现，除了人们自身是否有勇气之外，还有着诸多的限制，它们阻碍这自由的思考，从而阻碍了启蒙。在中国近现代尤其如此。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遭受奇耻大辱，而这一耻辱已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像一块巨大的磐石一般压了一百多年。众多的仁人志士都在苦苦思索启发民智之法，走向强国之路，以重新成为世界中央大国。但革命的繁复，救国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启发民智若被当做启蒙在中国的替代话语的话，那么为了革命的胜利，它曾经成为仁人志士最为重视的东西，而随后便被其他多种目标所遮盖了。

今天，我们仍然存在着启蒙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到了一个十分紧迫的阶段。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跻身世界强国的梦想也越来越近之时，国家的强盛更造就了启蒙任务的要紧形式。特别是对于承载着康德所言的“学者”这样一个身份的知识分子，能不能自我启蒙是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康德认为每一个人都有着学者的一面，这决定了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承担义务之后也能按照理性勇敢的思考并能够公开的发表见解。知识分子群体缺乏独立的见解和批判的能力，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大部分知识分子丧失了获取新知识的欲望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众多的大学岗位只是一个职业者的饭碗，而非一个志业的基础。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中大部分丧失了作为“学者”独立的勇敢的运用理性思考的能力和意识，而这又导致整个社会缺乏勇气来运用理性。某些“公共知识分子”更是缺乏启蒙的精神而同时放任情绪泛滥，以至于公众称为“公公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十分形象又辛辣的讽刺！背后蕴含的是公众的不满，因为寄托了公众期望的知识分子并未恰当的承担起其“天职”。

事实上，客观的因素也是限制理性自由运用的关键原因之一。作为外在的限制，它无处不在的存在着，并逐渐制造着一种康德意义上的“成见”，充盈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在这种现实之下，人们，特别是承担着某种“天职”的知识分子，更应当克服自己的怯懦和懒惰，勇敢运用理性。这种运用应当是公开的运用，因为它能够启发更多的人克服本身的阻碍因素而意识到理性思考本身的诉求。现实的问题在于，这种理性的运用一方面少，另一方面无法超越事实的阻碍，特别是存在于一般群众观念中与启蒙不利的意识障碍——某种程度上这种障碍已经深入到意识内部成为了一种自我约束。但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不会因此而停滞，“人们在自动的逐渐挣脱粗野状态，只要不是有人蓄意想方设法把他们保持在这种状态之中”；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无人能够将所有人的“保持在这种状态之中”，但它阻挡了前进的步伐。而要破除这种障碍，首先要从反省自己内心开始，特别是承载着使命的知识分子，更应当深刻的反思并勇敢前行。

对于有人问这是否已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康德回答是否定的，但他又肯定的说“这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在众多的阻碍和问题伴生的时代，康德的格言是“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今天看来，这话仍然是那么的有力，像一击重锤，敲打在人们的头顶上。特别是对于日益偏狭的知识分子来说，它不啻为意义丰富的告诫。

除了客观的限制之外，最重要的问题恐怕还在于人自身，即内在的束缚仍未打开。以康德的观点来看，每一个人都有着“学者”的一面，都是可以作为学者来运用理性公开发表见解的。虽然事实中总会遇到各种阻碍，但对于每一个处于启蒙时代中的人来说，首先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能得到实践的问题，在于是否勇敢的运用自己的理性对事物进行思考，而不是被迫、更不是沉溺于“受监护”状态。从内在的角度讲，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人本身是否能够鼓起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来思考——这种思考也许是幼稚甚至错误的，但其根本意义在于它是自己对自己理性的运用，也就是自己对于先天存在的理性的自觉运用。这是人确立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

“真正的无知不是知识的缺乏，而是拒绝获取知识”，这是波普尔直接有力的告诫。反观今天乐于专家观点的群众、固守偏狭领域而日益意气用事的知识分子，何尝不是在“拒绝获取知识”呢？然而，“现在毕竟为人们敞开了自由地朝此努力的领域，而且普遍启蒙或者走出人们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的障碍逐渐减少”，如此一个时代，也是一个“启蒙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什么理由不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和怯懦，勇敢的运用自己的理性呢？如果说康德所言的“公开的运用理性的自由”是哲学概念的话，那么人们应当做的便是将它们实践，虽然困难重重，但这也是历史的使命。倘若人们因为自己的懒惰、怯懦，因为外界的困难而停止了自由运用自己理性的步伐，这无异于犯了历史性的错误。那么由此而来的“受监护”状态也就真的是“咎由自取”的了！

现如今，启蒙有着与时代相符的独特含义，这就是要创造与国家富强和社会发展匹配的民族精神，与中国文化发展相匹配的知识分子群体，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创造一种自觉的自我启蒙的氛围，突破由外来思潮规训出的迷雾和由历史观念形塑出的窠臼，重新确立人本身的价值及其评价标准，在思想领域里确立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型动力源泉，从而为新的民族精神的确立空间。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启蒙的反思更应当成为日常之思，同时通过他们自觉地勇敢地努力，来达到对整个社会的引导和启迪，重新确立理性应有的基础性地位，进而推动建设一个有共识的团结的社会。在这种情势之下，重提康德200多年前的问题，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其核心思想上也多了一份重要的时代意义。

最后，重复康德一开篇就说过的话，它应当为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实践：

Sapere aude [要敢于认识]！

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

《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载《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39-46页，李秋零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本文原载《博览群书》2013年第2期。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