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健

2016-04-24

这是我的博士论文后记

当我完成毕业论文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想起来一个故事，是《庄子》里面所讲的一个小故事，让我感慨不已。

一个造轮子的工人叫扁，且称轮扁，他看见齐桓公在读书，就问桓公读什么书呢，桓公说他在读“圣人之言”，也就是圣人的言论、作品等。轮扁听了，就说“那都是古人的糟粕啊！”桓公很生气，要轮扁说个一二三来，不然就砍了他。

轮扁就拿自己的职业经验来讲，他说，自己造轮子啊，又要造得牢固耐用，又要灵活运转，这辐条和轮毂之间是紧是松得十分恰当，否则就造不好车轮子，而这些呢全凭自己实践积累的经验，连自己的儿子都没法传授。所以他就推断啊，圣人都死了，那些自己最深刻地领悟肯定也都随之而去了，而留下来的呢必然是些“糟粕”罢了，所以桓公所读的圣人之言，其实不过是古人的“糟粕”。

每每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反观自己，在读博士的这几年里，也读了不少的书，恐怕都是圣人留下的“糟粕”吧。可是呢，我既不与圣人同时代，没法现场聆听教诲，又没有经历那些历史现场，也没法自己去体会那种场景给人的感觉。于是我想，把一个自己未经历的时代作为对象来做研究的时候，恐怕也难免成为在一堆“糟粕”中找材料来写出另一堆“糟粕”来。

可是我又不甘心，毕竟我对于前人留下来的“糟粕”、对于历史留下来的吉光片羽都有浓烈的兴趣。既然没有选择，那就只能尽可能的去做到最好，就像我们没有大片的花海可以欣赏的时候，也就只能就着房前屋后那废墟上开出的一朵花来窥测春天的到来。于是我又坦然了。纵然我们面对的是一堆“糟粕”构成的废墟，那么它还是有可能长出一朵预示春天到来的鲜花。

这几年来，埋身于“糟粕”中，爬行在废墟上，我又强烈地体会着惶恐、不安和焦虑。仅限于我的专业来说，造成我的不安和焦虑的原因就很多。

一是，圣人之言难懂，圣人之后的人之言，通常更加晦涩难懂，可能是因为“秘密”太多，也可能是“糟粕”太多，但可以肯定的是，“黑话”很多。

二是，范式太多，理论太多，这些本身千疮百孔的范式和理论却都被以各种形式运用，还形成了规矩，久而久之，这规矩成了城墙，城墙的作用一方面是保护了城墙内的领地，让我们这个学科成为学科，而不至于被其他学科收编，另一方面又阻止了城墙内的人出城，也就是阻止了城内地盘的扩大。如此，当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去做点什么的时候，首先被教导的是守规矩，也就是固守墙内生活方式。

三是，“身外之物”太多，且不说权力、名声和利益这些“永恒的话题”，即使是那些本身为社会学或者所有学术提供支持和服务的东西变成了主导学术的东西，例如，不再是为了传播学术观点和成果而发表，而是为了发表而发表，俗称“灌水”，如此制度和学界“风俗”已经太多。

四是，勇气的失落，我们已然有无比丰富的资料和生活，又有装备了无比便利的工具，想来即使是面对废墟我们也能够挖出不少东西来吧。可是，越来越少的人有这种勇气了，因为雷池不可越，规矩不能破，于是大部分的精力都在重复研究那些在各种意义上都安全的问题，挖护城河，画地为牢。失落的勇气，恐怕是最难重获的，一代人的精神力量，都被这无尽的规矩和范式研磨得粉碎。这构成了新的时代精神——没有精神的时代精神，我们还得伪装出有精神来。

那么，我们再说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正是在一片废墟之上也不为过。如此说来，我们要做点事情，恐怕真是要在废墟上寻找一朵花了。然而这个过程又是艰辛的，圣人留下的都是“糟粕”，而历史留给我们的都是片面之词，平凡人更是很难进入我们这些后人的视野。如果我们要往回去追溯点什么，最后就只有在废墟中竭尽全力的去挖掘，最后像侦探那样把挖来的东西构成一幅线索证据图，以此推论最后的凶手。

但是我们不是去找凶手的，我们是去找问题的答案的。虽然我无法从哲学上证明世界不是在过去的五分钟被创造出来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确是从过去而来的，从昨天而来。正是如此，我们今天的问题，也必然有昨天的原因。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去历史的垃圾堆里面寻找一些答案。这正是我试图做的事情。

现在，我们借由圣人的“糟粕”、历史的废墟和自我的焦虑，最终得到这些东西，呈现出来。依照轮扁的看法，恐怕在后人看来，这顶多也是圣人之“糟粕”了。但愿，这是为后人留下了一点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