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健

2016-02-19

1
　　在帝王将相的宫廷戏剧和红色革命经典的诡异结合，英雄仍然是帝王将相，在政治上获得了统治地位，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的人物。仍然是家的延伸，家才是最终的归宿，人民并不是什么重要的部分，所谓的解放与幸福不过是获得支持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而已，一旦不需要的时候，农民、底层工人等等，重新回归到被压迫的位置。而这样一种事业型的路线，最终无形中教导了所有的人，只有走同样的路才算得上是正途、是成功之道。所谓人民常常被蒙昧，没有觉醒。今天启蒙仍然还是首要的任务之一，特别是当我们的经济超速发展之时，更需要在思想上的启蒙。

　　2
　　所谓的解放，不过只是换种压迫和受压迫的方式而已。大多数人永远被压迫，而在这个所谓的解放的过程中，少数人得到了解放，其代价是大多数的人为之继续被压迫。社会的稳定到不稳定再到新的稳定的过程中，得益的是少数人，他们得到了解放，然后反过来压迫大多数。社会就是如此稳定的。
　　几乎所有客观的革命史研究都表明，在革命带来的翻转与再翻转之后，从长期看，压迫者仍然还是压迫者，只是他们在短暂的时期内地位和身份被剥夺。少数永远统治大多数。只是换了一个名号、一种方式而已。

　　3
　　梁山泊的好汉，好在造反，同时也好在他们的侠义精神。而事实上，招安也是好的，否则他们掀起巨浪，无论成败，最终遭殃的是大多数百姓，成就的是他们自己而已。就像人们只看到了那所谓的108个好汉，却不知道多少为他们战斗的小喽啰，还有那些死在他们刀下的所谓官军的小喽啰。他们的侠义和自我成功，成就了他们的一世英名，却漠视的是多少同样的生命。而遗毒最深的，乃是这种好汉精神和英雄形象，影响了太多的后人，教他们在所谓的为人民为苍生的道德大旗下干这真正只为自己的一世霸业。

　　4
　　人民最需要的是启蒙。我们的教育体制问题，残害了我们的民族。其中最大的问题不是教育体制的僵化，而是整个教育体制所奉行的奴化教育理念。就像有人所言：中国只有一所大学，那就是教育部大学。大学没有自主权，全部被行政体制所框死和官僚机构所挟持，这样的大学是不可能有自主的权力的，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教育的目的。那么，这些最有创造力和最能接受新知识的青年们，就不能有效地被启蒙。民智没有真正的启蒙，更谈不上追求自由、人权、解放等东西了。它和国人对进步需求的张力，目前被经济的快速发展所掩盖着。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这个矛盾还没有真正地凸显出来而已。
　　5
　　中国人，并不是古往今来都不知道自由的价值的，他们也并不全然屈服于专制与控制，他们对自由也有追寻。然而，这种追求却只是存在少数的知识分子和先进之士心中，而能够践行的则更加的少，中国大多数的人仍然需要自由的启蒙。但是，我们缺乏这种理论和观念，自由似乎就是洋人的东西，就是舶来品，而我们民族矜持的自尊是无法接受这些外来的东西的。难道我们的文化和历史中就没有这些吗？我们的祖先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个东西没有从理论上论述他们吗？我想应当不是的，如今我们应当致力于从中华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中寻找自由的哲学基础，从而生发出本土的自由理论和观念，启发民智，开启中华民族新的征程。

　　6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等人的精神，在今天更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应当成为知识分子的信念。在那个牛鬼蛇神的年代，知识分子没有办法做好学术研究，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和由众多被动员起来的斗士们组成的思想与现实的网络，让自由的研究和独立的思考几乎难以成为现实。然而现在，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思想逐步解放的时候，知识分子所应当承担的，不仅仅是搞一点所谓的现实的研究，他们还应当明白自己是承担着更重要的责任的，这个责任不是当代社会的现实赋予他们的，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已经赋予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中国寻找新的思想基础和民族发展空间的使命。在这个使命之下，知识分子不应当屈于生活的艰辛而不知道中国历史的方向，或者安于和平与稳定。居安思危，不仅仅要思考如何对付可能的危险，还应当思考如何扩大发展的空间，如何启蒙民众，如何发展新思想。虽然现在有许多舶来的成品可供利用，但是我们更愿意从我们已有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中寻找到我们需要的理论资源和哲学精神，然后发展它们。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要溯源，找到这个活水，打开堵塞的阀门，放出清流。这要知识分子独立，要有自由的思考。思想无疆界，精神无羁绊，才是知识分子每天应当铭记并践行的准则。

　　7
　　脱离人性谈道德，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道德的最本质意义。在具体的语境中谈道德，一般来讲就极容易成为掌握了话语权和其他暴力权力的人的工具。因而，革命语境中的道德，不外乎是一种革命化的道德，所谓的革命语境中的道德，之所以称为新道德也正隐喻了这样一个本质：革命的道德并非一般（general）的道德，只是一个具体（contextual）的道德。这就意味着它可以被任意的按照语境的需求来改变。可以随便改变的道德标准怎么能成为真正的道德标准呢？革命的道德，不外乎是革命的工具而已。因此，我们能在革命中看到太多的违背一般人性的事情发生，这些革命的实践者，已经失去了一般道德理解能力，他们也就失去了在人性的层面是为人的可能，而仅仅在工具的层面活着，行为着。这大概就是革命的“螺丝钉”吧！

　　8
　　为什么所有的极端革命行动中，都要积极打击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一方面通过其知识能够分析处境，并对革命领导者的处境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知识分子往往是道德的守卫者，他们常被称为读书读傻了，原因是他们常不愿意去变通去适应去与革命化的道德同流合污，而并不是他们在智力和能力层面愚蠢。革命，首先要争取知识分子，因为需要他们的地位、声望，以吸引革命的信徒；然后要打击他们，因为不需要他们的道德坚持；最后要改造和塑造新知识分子——目的是占据知识分子的位置，从结构上维持革命体系的完整性。
　　可见，知识分子最大的优势在于知识，最大的缺点在于道德，而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处在了这两者的矛盾之中，这是最悲哀的地方。

  9

　　“成功”的革命都有共同的一点，即善于策略地行动。策略地行动，所指向的是其既定目标，而在其过程中没有标准、原则和坚守。策略地行动，是中国人普遍思维中“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革命化表现。成王败寇的思维，是中国人最劣根的思维之一。革命中策略地行动，容易不计影响不计后果，只为达到目的，等到达到目的后可就利用得到的优势从各个方面掩盖、抹杀在这个策略化行动中所犯下的各种错误和问题。这样一种方式最直接最深刻地强化了所有参与或者被卷入到革命行动中的人，让他们相信，达到目的才是唯一的标准。

　　10
　　极少有革命者能够跳出革命的思维来反思革命及革命最初的目的。极大多数的革命者最终都进入了革命的思维中而没有反思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在革命中利益受损或者受害的人，他们谴责和反思的最高限度就只停留在某个具体的个人身上，而不能反思革命和革命体制本身。当革命开始建立体制和体制逐渐复杂的时候，即便包括革命的领导者在内都几乎不可能整体性的认识革命所制造的这个体系。处于其中的个人，则只能将他的处境归因于某个其他的个人。

　　11
　　体系化失败应该来说是对20世纪革命失败的一个最好概括。一个体系之所以能够维持，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历史和现实的环境和机遇，以及体系自身的自我转变和修复能力。革命的体系通常之所以非常有效率且极为有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自身缺乏的容错和试错空间，从而能够把所有的问题以强制的方式消化或者压制掉。然而，这意味着当它面临更大的问题的时候，它就难以有效地改变，而只能以更加暴力的方式来消化或处理问题，这就会导致灾难，或者骤然的崩溃。一个容易快速带来成功的体系，也通常是一个容易快速失败的体系。

　　12
　　一个自信的人，通常不担心别人的批评，因为他对自己的能力和处境有清晰的认识。与之相同的道理，一个自信的体制，通常也能够容忍各种批评意见。不自信的体制就难以容易批评，它倾向于像一个自卑者，极度维护自己的自尊，最终都反倒会侵害自己的形象。

　　13
　　革命者，最擅长的一项功夫是，将所有具体问题上升到原则问题，将原则问题降低为具体问题，在各种对立的原则和问题之间，以强词夺理的方式转换之，并命名为辩证法。革命的辩证法也就是革命的暴力在知识、理论和所有其他观念层面的代名词和再现。辩证法的癌细胞也在中国哲学中找到了最好的宿主，那就是中国玄学。哲学混乱的哲学思想，最后都成为革命辩证法最好的宿主，它们被侵蚀和改变，最后变成了最混乱，却有最流行的“哲学”思维体系。

　　14
　　革命对个人的吸引、强制、裹挟和改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生活问题政治化。生活问题政治化是国家政权建设与阶级斗争中常用的技术，这个技术将一般民众的琐碎生活和生活层面的矛盾上升到阶级斗争等宏大话语层面，从而形成解释和动员的理论基础，为的是将一个人死死地束缚在政治的框架中，从而起到动员的效果。既有几千年的封建奴化教育体制，让我们的人民习惯了被控制，习惯了这种谨小慎微的生活，而这种兢兢业业，并没有让他们生活更好些，反而是成了工具，成为那些帝王将相成就个人事业的垫脚石。人民的觉醒，在今天非常有必要，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们更需要相应程度的人民的觉醒，否则我们将来在世界上，只是一个任人宰割的胖子。

　　15
　　革命本来就是为了反对君主暴政，然而暴力革命的到来，却常常造就另一个暴政君主。这就是革命的代价。也许是个不可解开的魔咒。人们可能寄希望于改革，但改革常常难以实现，在众多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的人民中，激进的政策往往更加能够激起人们的兴趣并实现强大的社会动员，从而实现成功。这是一个轮回。

　　16
　　意识形态确立了一个时间段内社会的整个价值取向，无论它是有益于一般民众还是不利于的，但它都会与民众的一般感情和利益相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信任。意识形态的作用不在于他是真理或者指明了寻找真理的方向和道路，而在于它确立了一个时期内部的秩序，从而在一个历史阶段内代替了宗教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说，宗教的教义和对他信仰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和宗教是相辅相成的，或者说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发挥过同样的作用。而对于意识形态的塑造和辩护，创造了政治上的统一性和同质性，塑造了在一个使其内部政治行为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塑造得“成功”的意识形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规则和道德感，进而深刻地塑造了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其实最终要完成一般日常生活的革命，否则是难以获得长久的合法性和民众支持，也难得在危机时刻实现社会动员。精英路线的党派在精英与民众脱节的时代里是难以或者最终成功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个。

　　17
　　现代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学院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处于全面包围的状态，让你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发声和突围。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包围是采取一种类似愚民的方式，让人民都沉浸在麻木的娱乐生活和碎片化的时代里面，而缺乏思考和言说的能力。这样也是一种对知识分子的对象采取的措施。可以说，知识分子处于一种绝对孤立的状态。

　　18
　　适应了革命塑造的体制的人，最终都会成为体制内的快乐人。这些体制内的快乐的人不会思考。他们要么拒绝思考，因为那太痛苦了，要对自己的处境做批判性反思，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革命的领袖早已经教谕他们不要这么做了。他们要么是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这是更可怕的情况，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去处理一些超出其意识形态框架的观念、事实和变化，这也就导致了他们强词夺理地去牵强附会地解释这些新问题和新观念，要么就会价值观混乱甚至精神分裂，导致迷乱型自杀。

　　19
　　因为有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发挥着顶梁柱的作用，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世界才继续被不断地关注和研究，那些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工作者们才有了一个现实的对象，否则他们只有靠想象的社会主义对象来论述他们的学说和实现他们统一的抱负了。当社会主义变成一种想象的时候，它的作用就不再是今天所能设想的了。纵观历史，我们发现社会主义从出现在人类的视野开始，便一直饱受争议。多少人因为对它的向往而抛头颅洒热血，多少人也因为对社会主义的恐惧而不惜以流血来阻止。
　　在今天，大众直接谈到社会主义或者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问题都已经十分少了，然而回想多少年前，每个人都会讲社会主义并以此作为自己觉悟的象征。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新的变化，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已经发生了一个转变，可以说是一种实用性的转变：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来理解。
　　作为一种思潮的社会主义，在解释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帕累托曾经讲剩余物和派生物，在对其的阐释中表达了一个观点：无论是国家这样的组织还是个体的人等，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理性的，即便不是，他们也会通过各种途径来论证自己的行为合乎理性。作为一种思潮的社会主义，它就在这个方面起到了很好的解释和辩护的作用，特别是为国家论证自己的政策和行为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体系。因为国家的行为通常是复杂、庞大的，同时又是涉及千千万万人民切身利益的，它必须利用一个强大的体系才能证明其行为的合理性。

这篇文章曾经以《革命断想》为题发表在《粤海风》杂志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