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健
2013-10-17
自我放逐的萨义德
萨义德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个流亡者。作为身处美国的中东人，时常被美国人排斥；作为经常对中东政策和国家问题发表评论的人，他又不能被巴勒斯坦等中东人民认可，他的大名甚至上了中东许多组织的暗杀名单。就是这样一个流亡者，受排斥者，没有家园的人，真正的诠释了什么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首先要自我放逐。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充分条件，就是自我放逐，让自己的观念离开所关注的对象和社会，站在一个更远的地方来观看他们。自我放逐还是指与权力集团和阶层的疏离，从而获得一种相对的独立。知识分子与对象之间不可能绝对独立，绝对独立于对象之外的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本质。知识分子，就是借着知识来表达对自由、真理和道德的不懈追求的人。
所谓自我放逐，与身体的在场与否没有关系，它关联的是思想主体是否与批评的对象保持了距离。身处某个社会之中的人自然能够对这个社会又更深的体悟，但也真是这种深入让他更容易丧失独立的人格。特别是在高压社会中，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当自觉的将自己边缘化，远离利益中心和权力结构。这当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特别是在没有宗教信仰支撑的社会里，保持独立似乎更像是一个幻象。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知识分子就是那种宗教少数派，他们与所谓的正统格格不入，他们以一种遁身冰天雪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反抗。但这只存在于政权权力并未渗入领域的每个角落的时代。到苏联时期，苏共已经将社会国家化了，苏联的领土上也不再有社会空间了，知识分子也没有了遁身的地方，所以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和改造才能取得成效。
萨义德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追求的状态，但事实上这更像是一种在自由社会的追求。换作是在苏联，萨义德恐怕也没有办法来保持独立，因为他已经没有可以边缘化自己的空间。
虽说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但将知识转化成为力量和权力，需要一个转化器。这个转化器，并不是知识分子自身。一般来讲，最好的转化方式，就是与“集体激情组织”结合，而“集体激情组织”，就是以“宗派观念、群众情绪、民族主义、阶级利益”[1]等为号召的各种派别和组织形式，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宣称以实现某种大众利益为目标而实际上是以夺权为目的的政治团体。知识分子与他们的结合，才能充分的将自己的知识推进到实践的层面，从而产生实际的效果。
但问题是，获得了知识的知识分子，先天的被赋予了独立、自由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而这必然与转化器的现实目标相冲突。面对这种处境，知识分子通常没有更好的选择，当苏联知识分子被冠上反对文人的帽子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得到了最高是表彰；而相对的，获得了“人民”艺术家、“人民”作家等头衔的，基本上是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最彻底背叛。最典型的还是高尔基，最终自己也明白了这个道理，可那时已为时过晚。“人民”，不过是个虚幻的集体意象，它的实质内核，是独断权力。
面对权力和追求权力的集团，知识分子最好的选择是不存在的。这就是知识分子劣根性不断重复的根源。
知识分子先天的承担了一定的使命：追求独立，追求真理，维护道德，维护自由，保持社会的多元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共存。这是知识分子的道统。然而不公平的是，他们却没有先天的被给予什么威力无比的武器。他除了“说话”以外，一无所有。表达是知识分子的唯一武器。公众是知识分子的先天诉诸对象。
表达可以是多样的，除了言语之外，他还可以是以抽象艺术的形式存在。但表达与受众是关联在一起的，没有听众和观众的表达是不完整的。面对公众，知识分子的优势是他所掌握的知识，通过他们，他能够先知般地诉说。但这又注定了知识分子要获得有力的支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表达在他对公众说出的那一刻就完成了，它不是必然被回复。
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有表达这一种武器。因此，他们常常是脆弱的。一旦被切断向公众表达的途径（比如书刊报纸和电子媒体），知识分子基本上就是困兽，虽有万般能耐，也不得施展；更绝的手段是，在公众头脑中植入对知识分子的反叛观念，并让这一观念自由传播。在这两种方式的共同作用下，知识分子要么闭嘴，要么被认为是疯子，或者在监狱中自说自话。
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在非自由社会里说真话，付出的代价更大。譬如“皇帝的新装”的童话里面，说真话的最终还是个孩子，因为他没有被社会化，没有感知到权力的实际意义。但他的真话，却是无效的。原因是，孩子的真话其实是生理层面的真话，经由实际感知自然而然的说出来，而不是社会层面的真话——这种真话要求的是思考之后仍能秉持勇气如实的表达自己看到的现实和自己的真是思考。这很困难，在思考的过程中，备受权力干扰的人们，基本上没有几个人能够敢于真实的表达出来，而知识分子此时就当挺身而出。
善变的高尔基
俄国大家赫尔岑说，“文学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人听到自己愤怒与良知呼喊的讲坛”。这样的文学，赫尔岑倾注了极大的期望，他“把政治，哲学，历史的内容引入文学，使文学成为一种带有生命体验的内省和反抗的载体，成为一种‘灵魂拷问’和自我完善的工具，成为一种抗衡权力的武器，成为一个思想家锻炼自己质疑能力的阵地，成为一种‘启示录’般使人顿悟的精神遗产”[2]。赫尔岑对文学寄予了太高的期望，在他的眼中，文学就是一个大学问的集合，在这里锤炼的是思想家的人格与思想，而不仅仅是技术的研习营。而在他的祖国俄国，能够匹配上他的期望的文学大师，并没有多少。然而不幸的是，俄国出了一个与赫尔岑的期望背道而驰的“伟大作家”高尔基。
中国人对高尔基并不陌生。尤其是那部篇著名的《海燕》，几乎人人熟知。但高尔基却有着鲜为人知的复杂经历。1905年之前，高尔基还是个知识分子，他同当时的各种思潮和观念作了无情的斗争，成为了当时的俄国“不合时宜的人”，只好在1906年移居意大利。十月革命后，他还是个知识分子，至少还敢于同当时掌握了国家权力的列宁说上几句不合节奏的话，他曾经说“列宁是冒险家，准备可耻地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个政权惧怕舆论的阳光，反对民主，践踏起码的公民权，派讨伐队对付农民”[3]。然而，事情在1928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24年，列宁去世后，苏联党内真空，围绕着继承权的问题，列宁的门徒们展开了激烈而残酷的斗争，而此时此刻，远在国外的高尔基，因为他和列宁的关系和崇高的威望，顿时显得无比重要。为了争取高尔基的支持，1927年，斯大林准备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和宣传，狂拍高尔基的马屁。不出预料，高尔基动摇了。多年远在他乡的落寞和此时在国内备受推崇的感觉，相比之下反差太大，高尔基也坐不住了。1928年，高尔基在元首般的礼遇中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如今的苏联。而从这个时刻开始，他开始光荣而悲剧的后半生。
回国后的高尔基，得到了极为荣耀的地位。当斯大林坐稳了第一把交椅之后，高尔基开始要为斯大林服务了。曾经对列宁的大加挞伐，如今变成了对斯大林的各种吹捧；曾经主张的民主和自由，变成了对斯大林的极权统治方式的辩护；曾经对各种奴仆心态大加讽刺，而此时则是一口一个“主人”地叫斯大林。高尔基在斯大林政权里活得了空前的地位，他甚至还亲自挂帅，主编起一套官修苏联史——主要工作就是论证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正确性和斯大林的伟大。获得了荣誉和地位的高尔基，也将矛头对向了那些曾和他作对的知识分子们，而后者付出的是鲜血的代价。
多年在海外落寞的生涯，如今在斯大林的赏赐之下，得到了极大的补偿。高尔基“开始用自己的文学才华，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用别人的鲜血为自己谋得一个离斯大林不远的位置”[4]。他在一次劳改营之旅后，到达了转变的最高点：他不仅没有批评斯大林的劳改，回来后还写文章褒奖，最后发表了一篇响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论文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显然，高尔基已经没有了曾经在知识分子中备受尊敬的地位，现在所拥有的都只是一种虚幻的荣耀，是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权力而暂时赏赐给他的，但他却沉迷其中而备感舒适。他太享受这种万众敬仰的感觉了，直到斯大林不需要他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奴才，他这时就非常渴望回到意大利，回到那个虽然冷清但毕竟自由的地方，然而这都不可能了，受政治保卫局严密“保护”的他，在某个忧郁的晚上，因为健康原因辞世。
还是列宁对高尔基看得最透：他“始终在政治上最没有主见而且容易感情用事”[5]。斯大林看人的眼光，自然不比列宁差，要不然也混不到那个位置上去。恐怕也正是斯大林看透了高尔基，所以才能像玩偶一样，将“大文豪”随心所欲地把玩在手中。在斯大林的手中，高尔基已经彻底丧失了俄国知识分子独立的那一面，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御用文人。与他在十月革命之前树立的形象全然不合。高尔基在斯大林的帮助下，自己颠覆了自己，最终毁灭了自己。曾经侠肝义胆以“海燕”斗“群魔”，到头来却是衔“恩宠”编“历史”，闹得晚节不保。金雁总结高尔基的一生：他“用一生演完了正剧，喜剧，滑稽剧，讽刺剧，最后悲剧告终”[6]，也可谓是波澜起伏惊涛澎湃的一生，可惜却不再是一个堂堂的知识分子。
究竟是什么让高尔基如此度过了诡异的一生？我想至少有三点值得思考。首先，年轻时期的高尔基，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他看不惯各种权力和官僚以及伪革命分子，他敢于批判敢于斗争，但这终究让他流浪在国外，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而在斯大林时期，他却受到了极大的礼遇，荣耀堪比天高。这个巨大的反差，让高尔基不能自已。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其次，高尔基在思想上的混沌，在性格上的鲁莽，恐怕是另一个方面。高尔基写的小说，都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结。这种饱含了意气的文章又恰好符合了人们发泄自己的需要，所以能够获得很多人的支持，让他得到了很大的荣誉。
但实际上，正是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崇拜，让他不能清晰地认识现实和自己的问题，甚至遮蔽了自己的眼睛，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更为深刻的原因是，高尔基骨子里的这种对英雄和荣誉的崇拜和渴望，最后在革命的氛围下，逐渐转变成了对权力的追逐，因为只有拥有巨大的权力，才能拥有荣誉，才能成为英雄，恐怕后半生的高尔基也是在利用斯大林赐予的权力来完成他年轻时候的梦想，但此时，他已经忘却了那些理想的具体内容和目的了。最后，高尔基丧失了人格，他后半生的悲剧其实是他自己人格的悲剧。高尔基在回国后，基本生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他不再是他自己，而只是斯大林的“玩偶”和保卫局的“婴儿”，被摆弄，被看管，他已经不再独立的思考那些终极的问题，更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了。走向现实主义的高尔基，人格进一步堕落，最后落得清誉全无。
高尔基只是一个典型而已，在中国式改造中出现了更多的高尔基式的知识分子。典型的有如老舍，冯友兰等等，曾经同施行残酷暴政的蒋氏政权坚决斗争的一代知识分子，最后都屈服在人民的批判中。
务实派的悲剧
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除去天天斗来斗去的那些所谓的革命派和保守派的知识分子之外，还有一类人，他们从各种口诛笔伐中清醒过来，也开始反思各种由知识分子鼓动起来的以暴易暴式的革命方式，转而思考如何真正的让人民少受痛苦。他们就是第三种知识分子，也被称作“工蜂”。他们是“实践知识分子”，只想成为“社会医生”，而不是革命家[7]。这第三种人，更倾向于“通过开启民智和大量的社会工作，以迂回的方式和合法渠道为大量不愿意卷入革命恐怖的知识分子创造‘非暴力的活动平台’”[8]。
俄国知识界的人，从来至少分两派，一个是实干家们，整天喊打喊杀，不是搞爆炸，就是闹起义，一个是空谈家，天天都是宏大叙事，却什么都不做。小事理论就主张，从小事做起，从实事做起，为社会一点点的做实实在在的贡献。后来这一理念经过尤佐夫-卡布里茨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更加完善而有号召力的一种思潮，他们重塑了一种新的知识分子派别——既不是颓废的口号派，也不是激进的实干派，而是专注实在社会问题的实事派，这吸引了当时很多既不喜欢激进革命派也不喜欢成为空谈家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拥护革命和支持沙皇之间寻找到了一个第三空间，那就是深入社会基层进行改造。
这第三种知识分子后来还真正的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追求民主，保护社会，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有扶贫扶弱，组织农民合作，成立地方自治局等等，就像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勤勤恳恳实实在在的开始在俄国的基层社会工作。他们开始注重的都是各种主义之外的问题，推崇技术，干实事，并直接面对具体的问题。这些知识分子号召和组成是自治局在俄国的乡村社会开办了养老院、疗养院、学校等各种机构，对基层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05年至1917年这12年间，自治局力量的发展，对俄国社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成为了俄罗斯唯一具有长期管理国家和治理地方的有经验阶层，他们在政府的排挤和激进青年的鄙视中顽强的坚持，用他们的埋头苦干的‘工蜂精神’逐步改变着对立的俄国社会，他们营造的社会氛围和基层的自主意识为俄国自下而上地向政治现代化和国家法制化方向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9]，这是一个知识界和思想界都感到异常美好的时代。
但是，随着他们影响也逐渐的扩大，自治局的威望和实际作用在基层社会都超过了沙皇的政府机构。这就引起了沙皇的不满，同样也让革命者找到了投机的机会。沙皇的人和激进革命者都想方设法的渗透进当时主要由第三种知识分子组成的地方自治局，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把持主导权，最后获得自己的发展。许多原来持温和态度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受到沙皇的排挤，一方面又受到激进革命者的蛊惑，最后都逐渐激进化。列宁的激进革命队伍开始在他们的空间中找到了自己的土壤，并逐渐壮大起来，一旦革命成功后，就驱散了各种议会、自治组织，将权力集中起来，各种曾经许诺过的民主等全然忘却，最后，第三种知识分子很悲剧地结束了他们的命运。
务实的知识分子从反思各种激进革命的弊端和危害开始，走向社会基层。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救赎。但是对于这种救赎，革命分子并不领情，他们希望得到的只是权力，并不在乎社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发展恰好是阻碍了革命分子夺取权力的。工蜂的努力受到了基层的欢迎，但却惹怒了掌权者和准备夺权的人。而工蜂们又不主张暴力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实践和努力，显然他面对的只有失败这一条路。只不过他们最悲剧的地方在于，一开始是在反思激进革命的情况下开始第三种知识分子的实践的，到头来却恰好给了激进革命分子创造了生存和壮大的空间，最后死于激进革命分子之手。
今天回看俄国这段历史，看这些工蜂们的努力，不由得唏嘘不已。革命，只不过是一帮善于蛊惑的人，以各种阴谋手段和革命理论，并不惜以大量残杀内外异己分子为代价，来获得了一种武力的胜利。处于其中秉持着良好愿望的知识分子们，最终想做点实在事情，却不得，命运终结在革命者手中。究其原因，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知识分子目的并非是获得权力，而恰好权力是知识分子能够切实行动起来帮助社会发展的唯一保护伞。不以权力为追求的知识分子最终将死在只以追求权力为目标的革命者手中。
古今中外，各种形式的知识分子莫不都面临着这个宿命。这也决定了他们并没有多少路可以选择，要么依附权力者，比如高尔基，或者中国古代的各种谋臣，成为御用文人；要么远离庙堂，独处荒野之中修身养性，求得一己安乐，比如陶渊明。更多人的则是徘徊在两者之间，或者求而不得，或者不做都不行。
悲剧的根源是，知识天然的依附于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又天然的依附于权力。正所谓，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在不自由的社会里，知识分子要么远离权力而空喊，要么依附权力而献身，走中间道路的人常常死无葬身之地。
知识人的道统
在新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统称，包含了所有专门研究学问的人（科学的、人文的、社会的）、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和艺术行业的从业者。革命年代，在阶级分析的范畴下，知识分子因为他拥有的知识而成为一个阶级，而且常常是“臭老九”。知识分子被鄙视被打压是革命年代的常态，当权者不能容忍知识分子以知识来挑战权力，而被代表和被统治的人民，则毫无自主性的追随官方的各种宣传，同样对知识分子展开各种批判。严格地来讲，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的革命年代，这些知识分子更应当确切地被称为知识阶层，即拥有知识的人。在这个阶级社会里，知识是财富的象征，显然也是被专政的对象。
知识分子真实的含义是，他不仅应该是拥有知识的人，更应该是承担道统的人。这个道统，不是指承担主流意识形态的意思，也不是为当权者维护合法性。道统，在西方更多的是自由和人权，在中国则历来是“德性”，更准确地说，道统就是这个社会和人得以维系和发展的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以龚自珍的说法，就是“道问学，尊德性”。“道问学”和“尊德性”有先后之分，首先应该是“尊德性”，即遵守、维护和发扬德性，德性，含义是广泛的，其中核心应该是孔子的“仁”。孔子说，“仁义礼智信”，“仁”放在最前面，孔子还说“人而不仁如乐何？人而不仁如礼何？”，可见，“仁”是先行条件。知识分子，学问是基础，没有学问进入不了知识阶层，就更不谈成为知识分子了。而只有学问是不够的，还必须承担道统，即要维护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要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力，要成为社会的良心。张载的四句，就是一个中国式的知识分子——士——的追求的最好表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余英时看来，“士”是“文化价值的保卫者，他们把这一价值系统称之为‘道’，对社会、政治上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事他们往往不顾个人利害，起而攻击，永远希望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10]。
所以，知识分子不纯粹是个只有知识的人，而应该承担道统。不承担道统的人，顶多是个专家，比如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的人，他们一般不需要追求技术的应用带来的社会后果，也不会追究为谁服务的问题。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专家也可以这样做，但他们会与价值关系更紧密一些。革命年代之所以要一再拿知识人开刀，原因之一就是这些有知识的人往往习惯性的追问知识运用的目的，这显然犯大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人。
中国士人的沦亡
士、士大夫被认为是最接近“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核心意义。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阶层为中心的“四民社会”，直至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和清政府覆灭，虽然此后读书的人依旧存在，但此中他们的命途如何呢？周非的新著《中国知识分子的沦亡史—在功名和自由之间的挣扎与抗争》，以粗线条的方式勾勒出从诸子百家时代讲到新文化运动，论述我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士）一步步走向“沦亡”。
基于多种原因，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时代常常被视为传统知识分子最自由、独立的时代。周非亦将这个出现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多战乱社会视为士的得乐园，因为那时士成为了“自由阶层”，并且诞生了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诸子百家”，那时候的士人不仅有统治者给予的广阔政治舞台，还有自由的学术思想舞台，士人们真正的做到了“知识的探索者、承载者、传播者、运用者和捍卫者”，故周将这个时代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史的一个坐标点，但这也同样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沦亡的开端。
由于诸侯国的统治者只是想利用士人的知识来或是维护统治，或是侵略扩张，或是装点门面等，故而随着朝代的更替、集权的加强、意识形态的日益狭隘等，留着士人们的自由、独立空间也被迫越来越狭窄。周认为“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战国以后，在统治者软硬兼施的政策下，却逐步丧失了上述功能，一步步地蜕变，直至沦亡”。
从战国时代开始，士开始变为了策士，即变成了没有坚定的“主义”、唯目的至上、追求功名的“术”者。随着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策士便演变成了谋士，即为唯一一统的帝国政权出谋划策。到隋唐“行科举”，读书开始成为了一种取功名的敲门砖、进入统治阶层的正规途径，周甚至认为“更另人难过的是，中国的进士考试，也是经过一种‘逆动’的变化”，因为科举考试也由多方面知识的人才选拨变成了明清的八股取士，国家所提倡的知识只剩下了孔孟的语录和阐释。而所谓的那些离开官场的名士，其立场也往往与官方的意识形态一致，即使是进行抗争的名士也不过是儒教的卫道士，更就不要说名士们的清谈和清议了。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又是如何一步步的沦亡呢？
一是自由、独立空间极大的被压缩。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形成，虽经数次的朝代更迭，但中央集权却在不停的加强，这一政治局面留给知识分子们的自由空间太狭窄了。“两千多年里，统治者对思想异己的知识分子，残酷的镇压、无情的打击，毁书、杀戮之事不绝于史，一直把他们从百家争鸣弄到噤若寒蚕、再弄到失去创造力为止”[11]，传统社会不仅多次发生大规模焚书、文字狱、坑儒事件，统治者强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经典的舍弃、篡改、伪造、歪曲等，加之对科学技术的轻视和不懈，到明清时，无论是知识分子的读书空间、思想空间，还是生存空间、创作空间等，都被大大的压缩了。
二是知识分子徘徊在功名与自由之间，自己失去了独立性。无论是儒家的价值观，“天下观”文化传统的影响，还是农业社会里个人的生存问题，都逼迫着知识分子们放弃自由进入官场，或是为功，或是为名。周说“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关于自由和功名的斗争，到了李白身上，达到了白热化，李白成了一个高峰，并从此以后，功名终于占了上风，即李白之后的一段历史里，文人们对自由，最多也只有想一想的份了”[12]。此后，再也没有文人真正因为为了自由而归隐山林，要不也是因为“终南捷径”苏轼放不下，柳永如此，唐伯虎又何尝不是不得入其门而悲观绝望呢，为了功名，哪有多少心给学术、思想、独立和自由。
虽说知识分子的沦亡是主流，周非在《沦亡史》中也给出了一个特例，那就是元朝知识分子的发展，也正是这一点是使作者看到了当下知识分子的希望。周认为产生众多杰出的知识分子的原因有四条：1、元朝没有意识形态专制；2、元朝重视武器、天文、交通等科学技术的发展；3、工商业和城市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和平民文学有需求，也有能力供养；4、朝廷基本上不以科举取士，大量知识分子流入民间。其实就是统治者给了知识分子更大的自由、独立空间，社会也提供了更大的生存、创造空间，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多元化选择。
之后明代的李卓吾，是一个另类典型。他经历了各种自我赎罪式的磨难和思索之后，认为回到“童心”的状态才是真正的“人”应有的状态。在李卓吾的思想中，“所谓童心，有时是‘欲穿衣吃饭’的心；有时是为了要探明自家固有之明德而誓死追求的一念本心；又是不依倚经典的权威、不埋没于既成的伦理价值，要在吾心中体验真的圣人之心和要在吾之性命中发显真的道、理的觉悟之一念；故而它必须是最初一念的本心。同时这个不容已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就是我的明德，就是在我中发显的道和理，也是自家性命的下落处”[13]。不依倚权威、誓死追求，寻找本真的东西，如李卓吾般能参透这一点者，少之又少。特别是身处知识的迷雾和权力的束缚之中的知识分子，极少有人能够回到“童心”的状态，像那个道出皇帝的新衣的秘密的儿童一样，不假思索地道出自己看到的事实。
公知横行的年代
1994年，李泽厚说，这个时代是“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14]的时代，在今天这个趋势更加明显。专业学者越来越多，这是教育进步的表现，也是大势。但与此并行的是，思想家的淡出，特别是有理论体系的思想家的淡出，让这个社会缺少了生成知识分子的氛围和营养。思想家可以是知识分子，但更是知识分子生长的领路人。思想家能够在专业知识之外，还提供对社会和价值的成体系的思考，这才是知识分子需要的营养。缺少思想家的时代，实际上就是缺少知识分子成长的空间。
只有纯粹的知识的人，是专家或者学者；只有道德信仰和价值追求的人，则是宗教徒。知识分子则是兼具二者，并且能融合之，形成人格和知识的统一。对于公众来说，知识分子应该是启蒙者代言人的角色，他要传播知识，传播价值，还要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维护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底线。对于政府而言，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反对派，即永远是批评的姿态。永远的批评者能够帮助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保持对民众的敬畏，防止狂妄自大。
无论是处于怎样的处境拥有怎样的身份，当下中国的知识人，或者逃避对社会的道统的承担，只专注于具体领域的研究，或者放弃了专业研究而专心参与社会争论，更多的人则是以不相干的知识背景，参与到社会争论中。不论以怎样的方式对社会展开评论和批评，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始终保持警惕的状态，不刻意迎合大众的口味，又不轻易奉承官方政策。从目前的中国舆论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这样的知识人，更多的是以不恰当的身份在公开场合发表离奇的言论，以此哗众取宠，毫无担当。因此，公众给予他们“公公知识分子”的称号，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反抗——对这些知识人发表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言论的抗议。
这里就必须谈到中国目前最热门的讨论——关于“公共知识分子”。一般来看，公众希望知识人能够给予他们一些知识，或者在需要的时候站出来为公众讲话。但遗憾的是，公众很少能看到这种知识人。秉持道统的知识人难得发表自己的看法，而被阉割的知识人，则能在最好的讲台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其实，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知识人在革命年代被驯服和改造，他们已经无法承担历史的和社会的使命了，变化的时代里，公众却需要知识分子的出场，因此只好寄希望于“公共知识分子”了。与其说，“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新概念，不如说，它是民众对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里确定的“知识分子”定义的不满，而一起创造的一个替代性概念，这个替代性概念，实质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实质。
如今，中国舆论界一片拿公共知识分子开涮的情景，应该被理解为对被权力、利益改造和驯服了的所谓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反抗。公众期待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就是期待知识分子回归到它的本义上去。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是知识分子的冬天，因为禁锢和寒意无处不在，但也是知识分子的春天，因为这里有对知识分子最热情的期待。
今天，“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15]。
本文刊载于《粤海风》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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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页
[2]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3]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
[4]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
[5]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6]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页。
[7]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01页。
[8]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02页。
[9]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21页。
[10]余英时、陈致，《余英时访谈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3页
[11]周非，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在功名和自由之间的挣扎与抗争，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7页
[12]周非，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在功名和自由之间的挣扎与抗争，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82页
[13]沟口雄三著，龚颖译，中国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87页
[14]张明扬，李泽厚再谈思想与学问，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10月24日
[15]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原载《粤海风》2013年第4期